翻开党史资料，凯丰这个名字可能不少人感到陌生。他在遵义会议上公开反对毛主席的那段往事，一度流传很广。可很少有人追下去问一句：后来呢？其实后来他彻底转了向，成了拥护毛主席最坚决的那批人之一。
今年适逢红军三大主力会宁会师九十周年，重新梳理这段公案，别有一番味道。先把人物背景交代清楚。凯丰本名何克全，江西萍乡人，1906年出生。
1927年2月，他加入共青团；同年底被组织选派，远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。那所学校培养了一批留苏干部，凯丰算得上理论功底扎实的一位。
1930年回国后转入中国共产党，之后进入中央机关工作，升迁较快。1935年1月，中央红军长征途中走到贵州遵义。那场改变党和军队命运的会议，就在遵义老城一栋小楼里召开。
凯丰当时的身份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，他和博古、李德等人同属一个阵营。湘江一仗，红军从八万多人锐减到三万出头，教条主义指挥带来的恶果已经摆在桌面上。但有些人心里还不服气。
会议开到紧要关头，凯丰站起来发言。他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，话说得很冲。
大意有几层：一是说毛主席不懂马列主义，二是说毛主席打仗靠的只是《孙子兵法》，老经验现在用不上了，三是明确反对由毛主席来指挥红军。这几句话一出口，会场空气都凝固了几分。
毛主席当时没有拍桌子，而是心平气和地反问凯丰几个问题。《孙子兵法》你读过吗？一共几章几节？开头第一句怎么说的？
凯丰当场答不上来，愣在那里。这段细节被不少亲历者回忆文章记录下来，并非孤证。一个连书都没翻过的人，却张口断定别人靠这本书打仗，道理上就立不住脚。
说凯丰讲这些话时只是个人意见，并不准确。他讲出来的其实是博古、李德一伙人心里憋着的话，他充当的是代言人。
那一拨从苏联回来的干部，奉共产国际指示为金科玉律，看不上井冈山走出来的土办法。所以凯丰当时的态度，有他的小团体背景，也有留苏学生圈子的集体傲慢。
遵义会议结束后，党的军事指挥权事实上回到了毛主席手里。接下来的仗怎么打，大家都看在眼里。四渡赤水这一组战役，把蒋介石几十万大军调动得团团转。
土城、二渡赤水再占遵义、佯攻贵阳调动滇军、巧渡金沙江，一环扣一环。凯丰就跟着队伍一起走，这些硬仗他全程亲历。
从赤水河边走到大渡河边，从泸定桥铁索走到夹金山雪线，再到松潘草地的烂泥滩，凯丰的想法开始松动。打仗这种事，书本上写不出泥腿子的智慧，也写不出瞬息万变的敌情判断。
谁在关键时刻顶得住、谁拿得出主意、谁救了队伍一把，底层官兵心里都有数。思想的转弯，就是在这一步一步草鞋印里完成的。
1935年8月前后，队伍走到毛儿盖、沙窝一带，党内发生了另一场严重的斗争。张国焘搞分裂活动，另立所谓“中央”，试图把红军拉向错误方向。凯丰在这个节骨眼上站得很稳。他和中央保持一致，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分裂行径。
他还动笔写文章，公开批驳张国焘的错误路线，笔锋相当尖锐。到了陕北以后，党内召开过一次重要会议。凯丰再次站起来发言，这一回话掉了个个儿。他公开表示收回在遵义会议上的观点，坚决拥护毛主席领导红军。
他讲的那层意思很朴素：实践已经验证，只有毛主席能带好这支队伍，谁反对毛主席他就反对谁。这段话被不止一位亲历者记录下来，态度坦荡得让人佩服。
一个人在党内公开承认自己说错了话，不是容易的事。凯丰那年也不到三十岁，年轻气盛，却能把面子放下。这种坦率，比空喊口号实在得多。
党史工作者看重这段材料，不是看他认了错，而是看他讲清楚了为什么认错——靠的是实践的检验，靠的是血与火的战场证明，不是靠别人压他低头。
有件事挺有意思。凯丰那番讥讽，倒是歪打正着，把毛主席读《孙子兵法》的兴趣真给激发出来了。1936年，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后，毛主席给在西安做统战工作的叶剑英、刘鼎写信，专门交代要买一批书，其中特别点名要买一部《孙子兵法》。
从1936年底写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》开始，毛主席对《孙子兵法》的研读进入自觉阶段。此前他的指挥艺术中虽有和孙子思想不谋而合之处，但那更多来自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的提炼。
有了认真研读之后，他对孙子思想的运用变得更透彻、更深刻，也更有分寸。古代兵学的精华，被赋予了新的内容。1938年8月，毛主席对身边的参谋郭化若有过一段很细的交代。他讲，要发扬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，就要读孙子的书。
读的时候要精炼它的战略思想，批判地吸收它的指导原则，用新内容去充实它。他还提醒郭化若，不能孤立地读，要连带研究孙子那个时代的社会、政治、经济、哲学背景，这样才能读出味道。
这段话今天看，依然是治学硬道理。1962年1月，毛主席会见一个日本访华代表团时，又主动把这段往事翻了出来。他说，当年凯丰讲他打仗照着两本书，一本《三国演义》，一本《孙子兵法》。
实际上那时候《孙子兵法》他真没看过，被凯丰这么一激，倒是把他逼得去翻了翻。毛主席讲这段话时态度坦然，没有回避当年的尴尬，也没有拔高自己。
凯丰后来的工作重心转向党的理论宣传。延安时期，他担任过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。抗战胜利后，他被派去东北，1945年底开始分管东北局的宣传工作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先任东北局委员、东北人民政府委员兼沈阳市委书记。
1952年调回北京，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央马列学院院长。1955年3月，凯丰在北京病逝，时年49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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