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0年9月29日，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决定，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，审判林彪、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。同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，特别法庭依法对林彪、江青反革命集团10名主犯进行了公开审判。
姚文元
审讯人员在审讯姚文元时，发现他不像张春桥那样死抗，也不像江青那样胡闹、撒泼，更不像王洪文那样情绪低落，他给人的印象是比较文雅、谦和，愿意交待问题。但姚文元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把什么问题都往毛泽东身上推。
两案审讯组长汪文风后来回忆说：
姚文元的特点，是竭力把他的一切问题，都推到毛泽东身上。他把自己打扮成是一个完全被动地思想、被动地行动、被动地执行的人物。他总是说，毛主席怎么指示他的，他就是怎么做的，说他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去写的，写的文章，都是送给毛主席修改的，毛主席对文章是大段大段的增删的。因此，煽动十年内乱，乱中夺权的错误和罪行，似乎都不是他存心犯的，他只是一个执行问题。
姚文元受审
有一次，审讯人员专门以人民群众反对“四人帮”的天安门运动为题，找姚文元谈话，并问他：“把许许多多的人参加的悼念周总理的活动，定为反革命事件，你说是不是错误？”
姚文元回答说：“是错误，当然是错误。特别是还栽到邓小平头上去，跟他无关么，更是错了。”随后他话锋一转：“当时是毛主席定下来的，大家都遵照毛主席的去说，去做，也没有办法。”
为了揭穿姚文元的谎言，审讯人员当场出示了他在1976年3月下旬所写的日记。姚文元在日记里把天安门人民群众沉痛悼念周恩来、愤怒声讨“四人帮”的活动称为“反革命”，他还恶狠狠地写道：“要镇压！”“要杀人！”
审讯人员还出示了4月4日晚华国锋、毛远新在向毛泽东汇报前，姚文元亲自批改的《人民日报》内部情况的文章小样，小样也把天安门运动定性为反革命事件。审讯人员指出，正是姚文元这些歪曲事实真相的材料，才导致了毛泽东在天安门运动上的错误判断和错误决策。
姚文元看到这些材料后，满面通红，头上热汗淋淋，瞠目结舌，支支吾吾，语不成句，他不得不承认自己“罪行严重，罪行严重”，思想上是早就与“沉痛悼念周总理，愤怒声讨‘四人帮’的人民群众对立的。”
还有一次，审讯人员问姚文元：“毛主席逝世后，你同江青、张春桥、王洪文还有什么接触，有些什么议论？”
姚文元回答说：“毛主席病重后，江青、张春桥、王洪文都搬进了中南海，他们朝夕相处，议论什么我就不知道了。主席逝世后，张春桥有一段时间还住在中南海，不久就搬回了钓鱼台，我去看过他两次，最后一次是10月6日下午。”
审讯人员问：“你同张春桥都谈了些什么？”
姚文元说：“我问张春桥，你在这一段时间和国锋同志相处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张说：‘我觉得一般还是能够合作的，就是不大交心。’他还说：‘我对国锋同志讲了，我有主意尽量向你提出来，我的主意可能是错误的，但我绝不会出坏主意。’这是张春桥的自我表白。他还说，他曾多次劝华主席要和江青搞好关系。当时我也劝张春桥说：‘对华主席还是要帮，这是大局。’他冷冷地说了一句：‘尽量帮吧！’现在我认识到：我当时找张春桥是错误的。”
从以上这段审问笔录来看，姚文元交待问题是很细的，他交待问题时，几乎把他与张春桥的对话全都谈了出来，他还把许多问题都往张春桥身上推，把自己的问题轻描淡写地掩盖了过去。
姚文元之所以这么做，是由于他与江青、张春桥、王洪文都不同，他有自己的想法。江青被捕后，认为自己必死无疑，抱着胡闹的态度；张春桥也认为自己反正是一死，因此闭口不言；王洪文自知罪恶深重，他急于交待自己的问题，好保住自己的命；而姚文元经过反复考虑，认为自己不会被判死刑，活着出狱没有问题，他只想争取少被判几年刑，因此他一方面表现出愿意交待问题，另一方面又极力想推脱责任。
“四人帮”接受审判
但历史是公正的，1981年1月25日，姚文元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20年，剥夺政治权利5年，他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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